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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观诸己的镜像 东西方是如何互塑形象的

2020-06-16 03:22

  1291年初,马可·波罗从泉州启程,结束在中国16年的生活。1295年回到威尼斯后,他卷入与热那亚的战争,在被俘入狱期间写了那部游记;1575年,曾到过福建沿海的西班牙人拉达报告说,“我们通常称之为中国(China)的国家,曾被威尼斯人马可·波罗称为契丹(Cathay)”。

  “从发现契丹到发现世界,经历了200多年。”张国刚说,而这正是欧亚大陆平衡被打破,西方超越东方之前的200多年,其间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。

  于今是非常时期,福州鹿森书店在线上“聚拢”了不少书友,一起“用方言诵读诗词”,了解福州传统习俗中的“送瘟神”,或与名家“面对面”,聆听新知……4月3日晚,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张国刚在鹿森书店线上讲座发声,带来“从发现契丹到发现世界——读《胡天汉月映西洋:丝路沧桑三千年》”的主题分享,为当下的现实关怀提供历史的思考。

  一个长期困惑我们的问题是:既然成吉思汗的铁骑已远至欧陆,而郑和的船队也曾到达非洲,为何中国终究未能在大航海时代占得先机?

  张国刚给出两个层面的解答:从地缘政治来讲,在于蒙古汗国营造了一个更为宽松的海陆贸易通道,而中亚、西亚地缘政治又随着帖木儿与奥斯曼两帝国的崛起发生变化,遂使得马可·波罗的东行成为可能,客观上也促使欧洲人探寻新的航道,从而发现新世界。

  此前,西方世界对于东方的知识,基本依据公元2世纪托勒密在《地理学》中的引述,认为只有取道陆路才能到达丝国(中国)。而马可·波罗则表明,亚洲大陆的东部并非封闭的水域,而是海岸的边缘。他本人就是经海上丝绸之路回到欧洲的,途中还在东南亚地区逗留数月。

  就内在动因而言,这与欧洲信奉的“保教权”密切相关。所谓“保教权”,是指天主教传教事业上的一种优惠特权,成为欧洲国家瓜分世界的“根据”。

  葡萄牙是西欧小国,却在大航海时代率先闯进亚洲。一大原因是,葡萄牙人认为沿海岸南行绕过非洲再往东行驶,便可到达印度,获得黄金与香料。而西班牙王室则受哥伦布影响,希望向西航行到达印度。随着好望角和美洲大陆的相继发现,葡、西两国在教皇见证下,于1494年签署《托尔德西拉斯条约》,在经济利益驱动的同时,以“保教权”为借口,一个往东,一个向西,开疆殖民。

  这群被明人称为“佛郎机”的葡萄牙殖民者,于1557年在澳门建立定居点。葡人初来广州挑衅,即被明朝官军痛击。如此这般,何以让他们还有空可钻?《明史·佛郎机传》透露一个秘密,原来“广东文武官月俸多以番货代”,地方官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是用外贸物品的“抽分”(按比例向进口货物征税)来获取的,“至是货至者寡,有议复许佛郎机通市者”。

  就这样,在葡人对东亚贸易的向往、对海外“保教”的信奉,以及明朝官员“特殊”政策的混杂作用下,葡萄牙很快便形成以澳门为中心的海上贸易网络,这可是当时最长的国际贸易航线,更为重要的是,它为传教士的西来打开缺口,利玛窦等人无不是从这里进入中国内地的。

  丝绸之路的形成,离不开东西方各自世界观念的最初萌发。以往就中国的“天下观”这一话题,国人谈得较多,或单提“西学东渐”如何怎样。殊不知,“东”与“西”观念的逐渐形成,源于中国的“天下观”与西方的世界观彼此塑造着对方的形象。这种互动,在近代前夜的传教士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。

  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,最早向欧洲介绍了汉字,说汉字很像古埃及象形文字。他初来广东,一踏上中国大陆,碰到的第一个麻烦,就是如何向中国人讲清楚“God”这一人格神,该用汉语中哪个术语表达,而不至于走样?

  明万历四十三年(1615年),安徽宣城人梅膺祚出了一本书名《字汇》的字典,首创汉字按笔画多少排列部首和单字检字法,用起来十分方便。据朱彝尊《曝书亭集》记载,在明末清初,《字汇》是一部很通行的字典。荷兰人号称17世纪“海上马车夫”,在东方做生意时,获得这样一部书并不难。在今柏林国立图书馆的中文善本书库中,有一部《字汇》还保存完好,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(1657年—1713年)王家图书馆藏品。腓特烈本为勃兰登堡选帝侯,热衷发展东方贸易,并通过荷兰人弄来一批中文图书,其中就包括《字汇》。

  勃兰登堡选帝侯中文图书馆馆长门泽尔,曾借助这部《字汇》编纂出版过一本“中文—拉丁文小词典”(《拉汉字萃》,又作《拉汉字汇手册》,1685年出版,距《字汇》初版70年),还利用《字汇》等文献,找到了关于伏羲和女媧的记述,并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相比附。

  《字汇》释“媧”:“女媧,《说文》:古之神圣女,化万物者也。或云伏羲之妹。又云:女媧始制笙簧。”释“咼”:“咼,苦乖切,快平声。口戾不正也。”门泽尔由此判定,女媧是伏羲的妹妹,与亚当和夏娃的关系很接近。耶稣会士都说伏羲就是亚当,那么女媧自然就是夏娃。

  门泽尔又仔细解读“媧”字的结构,居然从中找到了夏娃偷吃禁果的信息:“咼”的意思是“咬”(口戾不正也),正是一个人吃树上之物的动作。再配合“女”字,可知这个女人是通过一条秘密途径来到这树下,这个途径不合法也不正确。这个女人不是夏娃又能是谁?

  与从“媧”字发现亚当、夏娃的原罪类似,“耶稣会士和早期欧洲汉学家,把在汉字中寻找基督教含义的工作,当作一项严肃事业去做,认为汉字是上帝所造初民语言的遗存,包含丰富的圣迹”。张国刚点评道:总之,他们研究汉字的目的,是为了从中揭示出大洪水之前的人类记忆,证明中国人是诺亚子孙最接近的传人。

  传教士们苦苦寻找中文古书中以隐喻方式包含的基督教信息,最常用的基本方法就是拆解汉字。如,从“船”字读出诺亚大洪水的故事:诺亚一家八口,制造方舟,逃避大洪水。中文的“船”字,不就是由“八”“口”“舟”组成的吗?又如,从“婪”字发现夏娃的原罪:树林里一个女人,偷吃苹果,因为贪婪而犯罪。

  释道儒三家文献中,均出现过“天主”一词,利玛窦最早用它来指称“God”。“16世纪和17世纪,欧洲人虽然认为中国是个异教徒之邦,但又坚持基督教的普适性理想,故而试图在中国与欧洲间寻找相似性,并自认为找到了中欧之间的‘同’。”张国刚认为,这种认识实则忽略了文化的现实差异。

  “说中国历史始于基督诞生之前3000年,其实是传教士最早提出来的。”张国刚提到早在17世纪,西方人就曾为中国历史纪年而激烈争论。

  意大利耶稣会士马尔蒂诺·马尔蒂尼,中文名“卫匡国”,于1643年经里斯本来到澳门,1661年病逝葬于杭州。卫匡国曾随南明政府南撤,并赴欧洲求助。他于1658年出版的《中国上古史》,说中国的历史开端在诺亚大洪水之前的2952年。

  当时欧洲的主流观点认为,诺亚大洪水以来的世界寿命,总共有4000多年。就是说,基督诞生之前上溯到诺亚大洪水,新人类历史有2400多年。无疑,卫匡国的观点在欧洲炸开了锅。历经宗教改革狂飙的天主教内部,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——中国历史到底有多长,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,还涉及《圣经》构建的人类起源故事的真实性。它不再是一个文化学术问题,而是一个政治与信仰问题。

  这种担忧变成现实,启蒙旗手伏尔泰捡到了“炮弹”。1738年至1770年,他在多处论及中国历史,坚称世界历史是从中国开始的,并嘲讽道:诺亚大洪水不过是犹太人的地方叙事,却谎称是人类的普遍事件。

  “伏尔泰捍卫中国历史纪年的激情,源于他自身的理性诉求。”张国刚认为,西方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评价,首先不可简单地以好和坏、美和丑这样的对立概念表达。无论在哪个时期,作何评价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自己对异质文化有怎样的需求。

  甲骨文出土之前,西方学界普遍否定商朝的存在。商朝被确凿考古材料证实后,1999年出版的《剑桥中国上古史》仍对夏朝的历史持怀疑态度,主编夏含夷曾大动肝火,指责中国“把历史记载推溯至公元前3000年,从而使中国与埃及平起平坐”。

  把300多年前的争论与当今作番比较,张国刚发现有一点是相同的,那就是热衷于从政治上解读异域文明,是西方某些人至今没有改变的态度,“打量中国的眼光,依然受到历史惯性的影响”。

  当晚的讲座,重点只涉及“丝路沧桑三千年”一大时间节点。而有读者评价,相较一些优秀的“中外交通史”或“丝绸之路史”,《胡天汉月映西洋》这本书许多内容介绍的是“常识”,但后几章带有“批判与反思”意味,应该更能针对多数年轻人的知识盲点,立论也算较为中正,“神圣的边界”“想象的异邦”等章尤为出彩。